“奧拓車耳環主路撞死違章行人案”一中院終審判決：奧拓車司機劉寰一次性賠償死者丈夫吳軍發等四人急救費、運尸費、喪葬費、死亡賠償金、交通費、住宿費、被扶養人生活費、精神損害撫慰金共計10.088萬元。

　　鑒于承保劉寰車輛的華泰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對死者親屬在保險責任限額內具有法定賠償義務，法院判令劉寰先行給付保險金額5萬元，劉寰可于事后向華泰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進行追償。劉寰反訴請求死者家屬賠償其修車費得到法院支持，劉寰終審獲賠修車費664元。

　　5日此案終審判決之后，“奧拓車耳環主路撞死違章行人案”再一次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無論結果如何，對于事故雙方的家庭都是一場悲劇。曹志秀的家庭因此破裂，而肇事司機劉寰也將因此背上沉重的經濟負擔。現在，奧拓車主向媒體表示，日后只有向親戚朋友借錢才能慢慢湊足這筆賠償款，只能日后還給別人了。

　　曾有不少媒體報道稱奧拓司機對受害人給予現金賠償之后，幾乎破產，這使我不由得想起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雙方爭執最為激烈的一個問題。那就是到底肇事者要承擔多少賠償問題，法院最終的結論是肇事司機應承擔50%的賠償責任，但肇事司機劉寰的邊路律師卻認為，劉寰在主路上正常行駛，對于突如其來的事件不可能做出最準確的判斷惡如不顧后車，以及自身的安全而踩死剎車。因此只應該承擔30%的責任。

　　我覺得這里就涉及一個責任標準問題。新交通安全法規定機動車一方無論有無責任都要承擔一部分的賠償，這毋庸置疑，也體現了我們的法律對于生命權以及弱勢群體的重視，但如果造成向此次肇事車主幾乎傾家蕩產的結果，是否是背離了此法的初衷呢？在生命權得到充分重視的同時，是否就要以犧牲司機的行路權為代價呢？我想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在生命權與路權之間尋求平衡，設定一個科學的，標準化的責任認定機制是新交法下一步需要馬上改進的地方。